自9·11事件以来，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报道激增，但其中的误解和片面印象却久久无法抹去。无知是灾难性的，而对伊斯兰及穆斯林世界的无知与误解正是导致美国决策失误、执行困难、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随着美军撤离阿富汗、塔利班重夺政权，美国在过去二十年中的失败政策也逐渐进入大众视野。2019年，《华盛顿邮报》刊发了《阿富汗文件：一段秘密的战争历史》（The Afghanistan Papers: A Secret History of the War），其中采访了正在服役以及退役的美军将领、政治顾问、外交官、援助工作者等人。在这份报告中，美国陆军退役中将道格拉斯·卢特 (Douglas Lute)承认，“我们对阿富汗缺乏根本的理解——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种根本性的无知，也在其他文件中得以印证（推荐阅读《默虹｜自我欺骗20年:美解密文件揭示阿富汗失败真相》）。鉴于各种专家和专业知识在美国对外决策上的重要性，本文作者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从美国的伊斯兰研究的发展角度入手，细致分析了其中的缺陷和问题，并由此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正如其所说：“美国伊斯兰研究的未来，不止关乎理论界和学界。伊斯兰世界和美国的未来，都取决于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认识或无知。美国大众媒体中对伊斯兰形象的惊人歪曲，与之相辅相成的，则是所谓专家对伊斯兰的多个面向的理解的匮乏，影响数百万人性命的决策恰恰就建立在这些专家的观点之上。” 接着上篇的分析《无知是灾难性的（上）》，下篇中更多指出的是解决之道。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会认同他的建议，但作为一位伊朗裔并在美国长年工作、观察、思考的伊斯兰研究者，纳斯尔的总结无疑为我们理解美国对阿富汗——乃至对中东、中亚、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穆斯林社会——都有所助益。原文作者 / 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Seyyed Hossein Nasr）原文标题 /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Islamic Studies in the U.S.A.: Historical Overview of Trends and Institutions批评美国的伊斯兰研究的意图，不是要贬低数位美国学者在多个学科——伊斯兰史、人类学、社会学、艺术和建筑史、音乐、文学、哲学、科学史——以及在伊斯兰宗教本身的诸多方面取得的成就。然而，这个主题十分重要，且有形形色色的歪曲，而且，由于美国对伊斯兰和伊斯兰世界的误解，伊斯兰世界和美国在实际问题上已经并且持续付出了高昂代价。考虑到这些因素，考察如何改善现状，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必须总结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和教训，并且追问自己，为改善伊斯兰研究的状况，我们可以做什么。而且，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参考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有大量的穆斯林学生，还有一些穆斯林学者和教师（这些学者和教师的工作不仅对这里的学生、也在伊斯兰国家内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由此，美国的伊斯兰研究与伊斯兰世界的联系甚至更加密切了。 在伊斯兰研究领域内部，我们必须迈出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在宗教的框架内研究这个领域，而不是把它当作一门学科来研究。一门学科，无论多么重要，都与宗教本身无关。就像已经提到的那样，在绝大多数美国的教育机构中，伊斯兰是被当作历史、语言、文化、一个政治系统、以及类似的东西，而不是被当作宗教来研究的。伊斯兰研究的中心，不应该是所有这些其他的学科或区域中心，而应该是宗教学系，只有在这里，所有与伊斯兰相关的核心的宗教意义，才可能得以阐发。在伊斯兰世界，不只神学和伦理学，连法学、经济学、政治学、艺术和科学，与中世纪以后的欧洲文明中的对应学科相比，也都有着比更重要的宗教意义。对伊斯兰歪曲的最大根源，就是把西方过去几个世纪的世俗主义的见解，应用于一个这种见解并不适用的宗教和文明。穆斯林城市的巴扎里的活动，既是经济活动，也存在着一个宗教的维度，后者对理解经济活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这个维度，一切对它的研究往轻里说，也都是肤浅的。喀布尔市中心的老城巴扎，摄影师Sean Carberry，图源NPR不过，我们说应该把伊斯兰研究放到宗教学系的意思，并不是说应该把西方的宗教范畴也盲目地应用于对伊斯兰的研究。比如说，在基督教那里，神学比法律要核心得多，而在伊斯兰这里，法律更加核心。在基督教那里，神秘主义从未成为独立于教会权威的有组织的修会，而在伊斯兰这里，苏菲道团一直独立于外传的乌里玛（ulama，علماء，学者的总称——校注）。事实上，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个传统中，宗教权威这整个问题十分不同。我们有必要以一种既公正对待伊斯兰、又可为西方的世界观所理解的方式，来使用一种比较宗教学的神学和形而上学。如果要实现深入的理解，那么必须克服西方对于伊斯兰研究的种种偏见，而这些偏见从古兰第一次被译为拉丁语的尊者彼得（Peter the Venerable）时代便已开始，甚至更早。不幸的是，尽管学者们不断地声称要保持客观，但西方关于伊斯兰的学术研究，依然因为众多古老的成见而受到歪曲，而阿以冲突和所谓原教旨主义/基要主义的兴起，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新的成见。我们必须把伊斯兰首先当作一个宗教，而不仅仅是一股社会力量或一个历史事件来研究。使这个任务变得更加容易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里，出现了大量用欧洲语言创作、以同情的态度谈论伊斯兰的权威著作。这些著作大多数是理解伊斯兰传统、或从那个传统内部发声的西方人写的。这类著作中，也有一些是穆斯林用欧洲语言——主要是英语和法语——创作的。尽管其中一些作品并不以西方思想为对象，也不是为了回答西方人力求理解伊斯兰而提出的问题，但是，其他作品确实成功地在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之间创造了一座桥梁。无论如何，对伊斯兰宗教进行全面的、同情的、却又客观的研究，并把这个研究置于伊斯兰研究的核心，都是必要的任务。而那些既为穆斯林所接受、又可为西方受众所理解的西方学者和穆斯林学者的研究、学习和写作，已经降低了这个任务的难度。在当前的环境下，美国大量的中东、近东或伊斯兰研究项目存在严重问题。在这些项目中，伊斯兰被降格为一门导论课，而别的“伊斯兰的”一切，无论是历史、艺术、社会学还是经济学，也都是在几乎完全脱离伊斯兰传统的语境下教授的。而实际上，伊斯兰传统，才是其他所有这些领域的命脉之所在。同样糟糕的是，在全国如此之多的比较宗教研究项目中，伊斯兰明显缺乏代表——在这些项目中，印度教、佛教和远东宗教研究的教授常有且不止一个，而伊斯兰研究的教授则几乎没有。在这个缺陷得到解决之前，伊斯兰研究状况得到重大改善，是几乎没有什么希望的。耶鲁大学宗教研究下的伊斯兰研究项目页面，链接：https://religiousstudies.yale.edu/academics/fields-study/islamic-studies在重新把宗教及其研究放在伊斯兰研究的中心位置后，我们还必须把这个核心的关注点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比如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政治学和人文科学，以满足那些希望接受跨学科教育的学生的需求。对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穆斯林学生来说，尤其应当如此。这些学生对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史、科学史越来越感兴趣。就那些领域而言，他/她们主要感兴趣的就是伊斯兰与这些领域的关系。从当前伊斯兰世界内部对所谓的“知识的伊斯兰化”（the Islamization of knowledge）进程的兴趣来看，这类跨学科的进路，可能成为美国伊斯兰研究最有成果的、会对伊斯兰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发展之一。不过，这个项目取得成功的前提，依然是一个扎根于宗教研究的，精心筹备的核心伊斯兰研究项目。改善伊斯兰研究的第二个重要的考虑，是对各门伊斯兰语言进行恰当的教学。正如上文所说，其重心应该放在作为现代阿拉伯语基础的古典阿拉伯语上，而不是相反。而且，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依据传统解经学方法对经典文本的读解。早期的东方学，尽管有大量的成见，却用批判性的方式编辑了许多重要的文本，对伊斯兰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哪怕这门艺术也消失了，尤其是在美国，这里有如此多年轻学者倾向于还未仔细阅读文本，更别提编辑文本了，就仓促动笔评论这些文本。在这个问题上，阿拉伯语的教学方式，要承担大部分过错。首先，波斯语必须得到承认。正如上文所说，我们必须承认，波斯语是汤因比所谓的伊朗区的通用语，这个区域从伊拉克延展到中国的伊斯兰文明。在阿拉伯语之后，波斯语是最重要的伊斯兰语言，也是阿拉伯语之外唯一一门在伊斯兰文明中通行的语言。一个伊斯兰研究项目，如果不教波斯语，就不可能是严肃的伊斯兰研究项目。和伊斯兰研究一样，闪米特语文学（Semitic philology）也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对闪米特语言研究来说，阿拉伯语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者将其与希伯来语、阿拉姆语、古叙利亚语、和其他闪米特语言放到一起研究。然而，这个联系，却几乎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联系无关，也与通过波斯语、联结到其他像土耳其语和乌尔都语那样的伊斯兰语言无关。相对于闪米特研究，伊斯兰研究必须强调后面的两种联系，并向想要认真进行伊斯兰研究（特别是就伊斯兰思想而言）的学生同时教授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至于其他伊斯兰语言，主要的伊斯兰研究中心也必须开设相关的课程。许多中心自然地会以伊斯兰世界的特定区域（比如说，北非、南亚或东南亚）为专业研究方向，相应地，这些中心也应该开设柏柏尔语、印度语言、或马来语的课程。不过，这些语言和甚至是像土耳其语那样的主要语言都是方言，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才是伊斯兰世界的经典语言和通用语言。我们必须深入掌握这些语言——因为它们极其丰富并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建立相应的项目，使至少一些学生能够完全把握它们。密歇根大学东南亚研究项目中提供各种语言课程，链接：https://lsa.umich.edu/asian/language-and-academic-programs/southeast-asian-programs.html直到现在，美国的教育机构也没有在这方面取得应有的成功。不过，阿拉伯语要比波斯语好一些，在这个领域，还是有极少数美国学者完全掌握了古典文学。伊斯兰研究的兴旺要求深化语言教学，唯有如此，我们每年才能至少培养出一些年轻学者，而他们能够阅读和精准翻译伊斯兰研究关注的文本。至于伊斯兰研究的不同方面，各领域的处境也各不相同。一些有天赋的年轻学者是历史学出身的，但就许多在世纪之交时写就的著作还在再版和当作教材来使用而言，这个领域还是缺乏有能力的学者，因为自那些著作出版以来，学者们已经有了许多重要的新发现。通过强调伊斯兰史本身的重要性，及其与历史学其他重要领域比如说中世纪欧洲史、印度史等的联系，来鼓励更多真正有历史学天分的学生投入这个领域，是必要的。在哲学领域，美国的伊斯兰研究尤其苦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二战以来美国流行的哲学趋势，与伊斯兰哲学对宗教和形而上学的关注截然相反。再加上中学里缺乏对哲学研究的关注，使伊斯兰哲学不能像在欧洲那样，吸引大量有天赋的学生。美国几乎没有严肃教授伊斯兰哲学的中心，即便是学术重镇。而在那些有教伊斯兰哲学的地方，人们也很少把伊斯兰哲学和伊斯兰传统联系起来看，而二者的联系原本是不可分割的。伊斯兰科学的处境也没好多少。这个领域有少数还算不错的学者在几个中心任教，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伊斯兰科学的研究，也是和伊斯兰研究的其他领域分开来做的，并且，在教学中，它也只被当作西方科学史上的一章来对待。很少有人会认为，伊斯兰科学是伊斯兰文明之树结出的果实，是在一种扎根于伊斯兰传统的世界观中培育、生长出来的。不过，在过去十年里，伊斯兰艺术这个领域倒是得到了应有的肯定。而如今，人们对伊斯兰艺术和建筑的兴趣，甚至比以前还要大。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阿迦·汗（Aga Khan）项目是这个领域的催化剂，它使大量的青年穆斯林建筑师、城市设计师和类似的专业人士来到美国，在伊斯兰艺术和建筑的领域从事研究。通过加强与对伊斯兰研究本身的联系，并关注伊斯兰艺术与宗教之间的联结（正是这一联结，使伊斯兰艺术的创造成为可能），我们可以进一步发展伊斯兰艺术这个非常活跃的领域。不过，非造型艺术就没那么成功了。伊斯兰各民族的文学吸引了大量的学者，而少数像赫伯特·梅森（Herbert Mason）那样的人，还基于伊斯兰主题，创作了一些文学作品。不过，伊斯兰文学的处境依然远不如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期英国波斯文学的处境。我们需要重新研究伊斯兰文学的伟大杰作，特别是苏菲诗歌。直到今天，古波斯苏菲诗歌依然吸引着大量关注神秘和灵性主题的人。我们需要沿着A.M.席默尔（A.M. Schimmel）、威廉·柴提克（William Chittick）、奥马尔·庞德（Omar Pound）等人著作的脉络做更多的工作，使苏菲诗歌和阿拉伯语、土耳其语、乌尔都语和其他伊斯兰语言的文学杰作为人们所知，并成为伊斯兰研究的一部分。
卡瓦力，又译卡瓦利，多以波斯语、乌尔都语、印度语、孟加拉语和旁遮普语歌唱。它是苏非派的一种宗教音乐，在神庙中演出。它起源于印度次大陆，传说是13世纪德里的苏菲派圣人阿米尔·库斯洛将波斯、阿拉伯和印度音乐融合而形成的。20世纪它开始走出庙宇，通过努斯拉·法帖·阿里·汗等音乐家传播而走向了世界。上图为在印度阿杰梅尔圣殿中演奏的卡瓦利，以下是努斯拉·法帖·阿里·汗演唱的Mera Ae Charkha。
至于与伊斯兰相关的社会科学，美国学者的著作数不胜数，并且美国的中心依然在各种社会科学领域——比如说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以及最近在经济学——极其活跃。在一些诸如人类学此类的领域，像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那样的美国学者，写出了影响力巨大的作品。总的来说，这些领域也苦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外来的模型被加诸伊斯兰世界，并经常引发灾难性的后果，正如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里看到的那样，如此之多的美国政治学家也作出了关于伊斯兰世界的此类预测。这些学科需要更多地扎根于伊斯兰宗教、其神学与哲学、神圣法，以及从中延伸出来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学说，还要扎根于伊斯兰各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如今，在大多数美国的伊斯兰研究中心里，人们还在用西方的社会、经济或政治模型来研究伊斯兰世界，而社会科学和伊斯兰研究之间也几乎不存在什么互动。每个学科周围筑起的墙是如此之高、如此之厚，以至于你很难越过或穿透它们。我们若要在社会科学领域加强伊斯兰研究，那么，移除一些这样的障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不然，与事实相悖的研究，将依然是常态。为了让伊斯兰研究在美国兴旺起来，从而造福世界，我们应该把它当作普通教育、以及美国大学中的通识教育项目的一部分来教授。我们应该回忆并仔细地研究穆斯林西班牙的经验——在那里，基督徒和犹太人与穆斯林和谐共处，那些社群互动合作，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最光辉的片段之一——而不是出于当前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利益的需要，有目的地遗忘这段历史。在教授西方人文科学时，我们也应该强调它们与伊斯兰人文科学在历史和形态上的关联。在连接哲学史上的古典时代晚期和经院哲学的中间章节里简单地提及“阿拉伯哲学家”是不够的。埃及女作家Radwa Ashour的长篇小说《格拉纳达》我们必须完整地呈现穆斯林哲学家的全貌。在把他们当作中世纪西方思想的支柱之一的同时，也要承认，他们本身也是哲学家，在与西方哲学家共享同样的希腊智识遗产和亚伯拉罕系宗教背景的同时，他们也发展出了一个不同于中世纪以后的西方思想脉络。我们必须把伊斯兰哲学当作一个与西方哲学近而不同的学科，有其独立内生的历史，且一直延续至今，我们不应该把伊斯兰哲学仅仅作为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章节来教授。而且，伊斯兰哲学应该被放到哲学系，而不仅仅是中东系去教，在后者那里，老师和学生并不一定接受过理解哲学话语的训练。对其他学科来说也如此。无论是伊斯兰研究专业的学生，还是研究世界文学的学生，都应该学习伊斯兰文学，并且后者应该联系不同角度来看阿拉伯文学，比如可以联系到普罗旺斯诗歌、但丁的神曲、拉蒙·柳利，也可以联系到韵律是怎样被引进欧洲诗歌的，以及拉封丹的寓言。他/她们应该把波斯诗歌，和歌德与吕克特、或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或美国超验派放到一起读，以理解这些语言的文学对欧洲文学传统的影响。他/她们还应该把伊斯兰各民族的文学当作文学来研究。在音乐上，我们应该弄清楚各种欧洲乐器的起源，以及西班牙与阿拉伯音乐之间的互动。我们还应该在对土耳其音乐有所了解的基础上，研究土耳其军乐队的出现，或研究莫扎特与海顿的那些带有据说是土耳其的主旋律的音乐。甚至在现代时期，当我们研究巴托克（Bartók，二十世纪匈牙利作曲家——译注）和柯达伊（Kodály，匈牙利作曲家和教育家——译注）时，也应该熟悉一下这些音乐家如此感兴趣的阿拉伯音乐和穆斯林民族的其他形式的音乐。西班牙的巴勃罗·毕加索和法国的亨利·马蒂斯主导了我们的现代美学。众所周知，毕加索的视野因西非艺术的发现而发生了著名的改变。然而，今天很少有人意识到，中世纪波斯绘画的生动色调是如何为20世纪视觉创造力的另一位巨人亨利·马蒂斯（1869-1954年）的艺术增添色彩的。来自Mossavar-Rahmani Center至于艺术，西方艺术史很少会提到，科尔多巴清真寺之于中世纪哥特拱门，或阿拉伯灯饰之于灯饰艺术，或就这个问题而言，波斯细密画之于马蒂斯艺术的某些方面，均意义深远。我们可以在承认欧洲艺术在性质上异于伊斯兰艺术的同时，把各种形式的伊斯兰艺术——在数个世纪里，它们丰富或者说影响了欧美艺术——当作那些主题的一部分来教授，就像我们研究希腊或罗马的影响那样。当然，希腊或罗马艺术对欧美艺术的影响，在规模上要大得多得多。尽管伊斯兰不完全是是西方文明的基础（就像罗马一度基督教化那样），但它依然是在西方文明形成期起到重要作用的多个元素之一。因此，我们既应该从这个作用的角度来教伊斯兰研究，也应该把它当作独立于西方研究的领域来教。最后，一切智识活动，都是通过那些领头的人的思想品质，而不是靠那些碰巧在某些特定领域做研究的人的数量，而兴旺和发展起来的。伊斯兰研究也不例外。直到现在，对于某种项目设置的等级式构想，美国的各种中心都还不够重视。这种项目构想的是前期招大量学生，最终目标是产生极少数的、素质极高的学生。美国当前的中心倾向于开设太多方向差不多的平行课程，却不考虑纵深，也太过于强调教师和学生的数量。然而，西方培养的最伟大的伊斯兰学家，却不是这种大学的产物。培养出伟大伊斯兰学家的大学，往往拥有一两位杰出的学者，花费数年时间，增长学生的见识，深化他们的学识，使他们能够更加深入这个主题，从而培养极少数有天赋的学生。就智识发展而言，要在伊斯兰研究领域，或者要在任何知识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如果不强调质量和等级，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要强调，不仅要在水平方向上拓展基础，更要在坚实而广泛的基础上，建设越来越高的智识建筑。美国伊斯兰研究的未来，不止关乎理论界和学界。伊斯兰世界和美国的未来，都取决于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认识或无知。美国大众媒体中对伊斯兰形象的惊人歪曲，与之相辅相成的，则是所谓“专家”对伊斯兰的多个面向的理解的匮乏，影响数百万人性命的决策恰恰就建立在这些“专家”的观点之上。伊斯兰世界太大，伊斯兰的力量太强，以至于我们无法把它贬低到如今在西方占据的位置上，尤其是在美国所占据的位置。 在坚实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地、在更严格的学术研究和诚实智识的基础之上发展伊斯兰研究，对美国和伊斯兰世界来说，都有莫大的好处。伊斯兰世界和西方的命运是如此密切地纠缠在一起，以至于其中一个世界对另一个世界的无知，对两个世界来说，都是灾难性的。我们希望，过去十年结出的苦果，将有助于开创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伊斯兰研究既能够提供对其所在世界更为深入的理解，也能够尽可能地丰富美国本土的宗教、文化、艺术和教育生活。
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Seyyed Hossein Nasr），伊朗裔，乔治·华盛顿大学校级荣誉教授，伊斯兰研究专家、伊斯兰哲学家。在哲学、宗教、音乐、艺术、建筑、科学、文学、文明对话和自然环境等主题均有涉猎。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比较政治学博士，现为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马文慧，宁夏人，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研究生在读。Seyyed Hosein Nasr,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Islamic Studies in the U.S.A.: Historical Overview of Trends and Institutions”, 原载Mumtaz Ahmad, Zahid Bukhari, Sulayman Nyang, Mumtaz Ahmad, Shiraz Khan eds., Observing the Observer: The State of Islamic Studie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Islamic Thought (IIIT), 2012, Chapter 2, pp. 18-28。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作其它用途，若要转载，请在本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或者邮件联系，欢迎转发。Copyright © 2021 TyingKnots